余鹏鲲:“SCI”、“影响因子”何以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社会

  原标题:余鹏鲲:“SCI”、“影响因子”何以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余鹏鲲]

  为破除论文“SCI至上”,探索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教育部、科技部于2月18日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意见中指出要“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并且要“推动高等学院回归学术初心、净化学习风气、优化学术生态”。

  但是该意见也没有将“SCI”、“影响因子”等过去的学术评价指标一棍子打死,而是提出应“准确理解SCI论文及相关指标”、“深刻认识论文‘SCI至上’的影响”。

  随后的2月23日,科技部印发了《关于破除科技论文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写)》通知,明确要求破除“唯论文”论不良导向,打造中国高质量的科技期刊。对于基础研究类的论文,通知中提出将实行代表作制度。

  从这些迹象看,今后官方在评价学者的学术成就时无疑将淡化学术论文,尤其是论文篇数所占的比重。

  申请2020年度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学者可能已经发现,往年要很费劲填写的“论文收录与被引用情况统计表”消失了。虽然之前已经有了一些预兆,但这一改变还是让部分学者大呼意外。

余鹏鲲:“SCI”、“影响因子”何以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今后申请上述重要项目不需要再填这张表

  “SCI”和“影响因子”过去为何能主导学术评价指标

  和官方的态度相呼应的是,知名的学术圈媒体人也表达了强烈的支持。以笔者看来攻之最力的是上海交大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研究院首任院长江晓原的《“SCI”神话早该破了》和中国科大的副研究员著名科普作者袁岚峰的《得鱼忘筌:SCI评价体系的兴衰》的两篇文章。

  江晓原的文章挑明了几个事实:

  虽然长期以来能否入选“SCIE”被视作是否是好的学术期刊的评判标准,“影响因子”被视作学术期刊好坏的衡量,“被引用量”被视为论文好坏的标志。但是“SCIE”其实是私人商业机构评选出来的,而影响因子和被引用量可以通过期刊编辑和学者共同运作出来。

  而袁岚峰的文章则是从科学的本质与SCI式的指标不相容的观点出发批驳过去以“SCI”论文为核心的学术评价体系。例如越大的科技创新,越不容易短期内获得大家的认可,这样的文章在引用上非常吃亏。又如为了冲ESI学科业绩,行政命令学者投跨专业期刊。还有就是科学创新无法计划,如果一个考评周期是三年,那对需要五六年研究的课题来说很不公平。

  这些问题,过去大家也知道,但是在学术考评“SCI至上”的大背景下,大家没有这样公开的密集的提出来。当相关部门开始整治“SCI至上”这一导向时,很多学者顺势就把过去没说的话提了出来。

  但是这些讨论并没有说明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内“SCI”等一批上面提到的指标为什么会成为学术评价的主导指标?

  不得不遗憾的说,这一现象还是过去我们的一些工作没能做好造成的。简单的说就是两点,一是学术把关还不够严,二是学术期刊宣传太被动。

  “SCIE”确实是一直以来都是私营机构搞的一个学术期刊动态列表数据库(经过几次转卖,现在的所有者是科睿唯安),虽然不是很完美,但是大体尊重了“庸者下,能者上”的规则,有时甚至会显得相当严厉。例如去年11月1日科睿唯安因为自引论文多将《皇家学会哲学会刊:B》移出SCIE期刊数据库。要知道《皇家学会哲学会刊:B》不仅影响因子高达6,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学术刊物之一,著名的科学家牛顿也在上面发表过很多论文。

  而国内的学术期刊虽然主要是依靠有政府背景的科研基金赞助为生,“中文核心期刊”考评机构更是彻底非营利性的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结果怎么样呢?

  除非一份期刊连续多年不择手段的频繁进行学术不端,只要主编不是人浮于事,极少会有选入“中文核心期刊”后的期刊被除名。

余鹏鲲:“SCI”、“影响因子”何以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摘自“导师的崇高感”事件中赞美导师和师娘的论文图表

  就在今年一月份,在《冰川冻土》发论文赞扬“导师的崇高感”和“师娘的优美感”以及《银行家》主编的儿子从十岁起就在其父主编的学术期刊刊登散文诗歌都曾引起过舆论的广泛关注。

  上演闹剧的期刊都是中文核心期刊,而且是比较好的中文核心期刊,尤其是《冰川冻土》,具有世界知名度。那些差得多的核心期刊呢?那些曾经是核心期刊又被剔除数据库的期刊呢?那些从来没有进入过核心期刊的中文期刊呢?会不会更严重?

  说完了学术期刊间的考评,再说说学术期刊自身的运作。SCI的指标确实如很多学者批评的那样,与其说是学术指标,不如说是期刊传播力指标。尊重学术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不是也要重视科学传播?比如很多普通人都知道NATURE、SCIENCE、CELL(细胞学)、LANCET(柳叶刀)是世界知名学术期刊,但是有几个人能说出四五个中国顶级学术期刊?

  根源何在?在于国内的学术期刊不够重视宣传发行,不够重视科普。

  一个为人津津乐道的例子是屠呦呦等关于青蒿素的研究工作发表于中国最好的学术期刊《科学通报》上。过去很多年之后,下载量依然寥寥无几,直到屠呦呦获评诺贝尔奖之后,下载量才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

余鹏鲲:“SCI”、“影响因子”何以长期占据主导地位青蒿素论文即使是今天下载量也不高,而且引用/下载比高的惊人,说明主要是同行在阅读下载

  这说明国内哪怕是第一流的学术期刊,主要的读者也是其他学者,甚至更进一步说是小同行的学者。近年来中国的学术杂志在宣发上有了一个明显的进步,《科学通报》算是其中转型比较成功的,这点值得肯定。

  但是哪怕是今天学术水平非常高,在中文期刊中又非常注重宣传的《科学通报》在非基础科学研究者中的知名度依然相当低,其他的刊物当然就更不用说了。从宣传自己的科学成果的角度说,我们不能苛责那些更愿意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学者。

  以“SCI”为中心的评价体系该改了

  过去以“SCI”为中心的评价体系在发展中国家非常盛行,简单来说就是把部分学术评价成本和学术宣传成本转移到学术评价体系比较成熟的国家。显然从行政管理者的角度说,学术评价体系不够健全的国家进行公平的学术评价和学术宣传的成本是高昂的,不如从学术评价体系健全的期刊和组织购买服务。

  当然这么做无疑是降低了本国的学术独立性,而且还要付出巨额的版面费。随着国内学术监督体系的初步健壮、科研投入增加伴随着对学术独立性的追求以及SCI期刊版面费水涨船高,以“SCI”为中心的评价体系弊病越来越大。

  独立是学术最重要的品格之一,学术独立对中国而言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就以此次2019-nCoV疫情为例,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一月份以前至少就有30篇以上疑似中国学者(作者姓名疑似拼音全码或缩写且作者中有人的机构在国内,有可能是华人被误判或者其他情况)写的相关英文论文发表在SCI期刊或者预印本网站上(即审稿同时也向大众公开),而中文权威论文则少得多。

  相比英文预印本网站关于疫情论文的丰富,中国预印本官方平台上截至今年2月2日仅有一篇论文。笔者这里要强调国内预印本制度方兴未艾不能直接和国外进行对比,但是早期中文疫情论文比英文少一些,而且质量差好多则是不争的事实。以至于科技部下发通知要求“各项目承担单位及其科研人员坚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造成这一现象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SCI至上论”对中文学术期刊造成的制度性歧视。

  中国学者在《科学通报》上发表关于青蒿素的论文四十年后,《科学通报》的主编写下了《写在青蒿素论文发表40周年》,这篇文章还被转载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文章中说:“中文期刊一样可以发表领先世界、甚至是摘取诺贝尔奖桂冠的科研成果。”、“我们期待更多中国科学家的原创性科研成果,能够发表在《科学通报》等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学术期刊上。”

  有趣的是该文的作者就是最近屡次登上新闻热点的高福院士,高福院士有400余篇SCI(不都是第一作者),最近两篇关于新冠肺炎的文章分别发表于《柳叶刀》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这里面似乎有矛盾之处,如果对中文期刊有信心,又是中文权威期刊的主编,中国很长时间内又是抗击疫情的主战场,那论文应该投在中文期刊才是。即使退一万步说,《科学通报英文版》也是SCI,只是影响因子低一些,也可以选择投稿。

  笔者无意就此问题进行道德评价,而是借此指出这种制度性的歧视对我国科学家,乃至对我国的影响有多大。青蒿素首先发表在中文期刊上,中国的下一个诺奖还会出自中文期刊或者中国期刊吗?从现在的情况看,如果以“SCI”为中心的评价体系不变,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然的。

  以“SCI”为中心的评价体系下不仅国际间学术无法独立,在国内一样无法独立。

  2013年,巴西教育部宣布了对四家巴西医学期刊《巴西医学联合会杂志》、《临床医学杂志》、《巴西肺病学杂志》、《巴西整形外科杂志》的严厉惩处:

  一、2010至2012年间发表在该四家期刊上的所有文章,取消参评2013年度巴西研究项目的资格;

  二、取消该四家期刊此后在教育部的参评资格,直至它们能够重新被美国的私人商业公司“科学情报研究所”(ISI,当时科睿唯安还没收购它)收入SCI数据库为止。

  这四本学术期刊干了些什么呢?2011至2012年间,它们由各自主编领衔发表了七篇综述文章(这是号召投稿学者进行引用的标志,也是最后认定存在舞弊的证据),这些文章通过相互引用该四家杂志2009至2010年间发表的论文,达到提高各家影响因子的目的。

  这四本学术期刊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巴西把学术期刊分为七档,进不了SCI数据库的期刊只能排后三档,而进了SCI数据库的期刊几乎是按影响因子分别排前四档,并按论文档次和篇数评价研究者。

  作为巴西本土期刊,这四本期刊处于天然弱势,在巴西教育部的规则下,在分级体系中“天然”处于低档,就得不到优秀的论文稿源;没有优秀稿源,杂志自然更难提升档次。

  于是这四个期刊为了影响因子铤而走险,最终被SCI和巴西教育部双重惩罚。“SCI至上论”不但对本土学术期刊造成的制度性歧视,而且危害学术在本国内的独立。

  为了保证学术活动的良好开展,高级科学家应当参与到涉及科研的行政管理中,还应该保证顶级科学家如钱学森能够对科教行政机构进行相互监督和制约

  巴西教育部不仅仅是监管机构,也要为巴西的学术进步负责,也要为巴西的学者和学术期刊服务。但我们看到的是学术监督的权力一旦让渡给国外期刊,巴西国内的学术监督完全变成一种单向的监督了。

  学术监督机构负责按照SCI系列指标制定相关政策,至于这些政策合不合理,由于国内监督机构是国外评价体系的代理人,国内科学家对学术监督机构监督难度的大大提高了,甚至于无从谈起。比如说如果有人和期刊主编合谋进行学术不端时,期刊编辑部在不在国内的对于学术不端暴露的概率影响非常大。

  SCI系列指标是有用的,也是有害的,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辅助工具。只有抛弃它,才说明中国的学术监督评价机制真正走向健全了。

责任编辑:朱学森